《威尼斯惊魂夜》由小说《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》改编而来。

　　■本报记者 柳青

　　《威尼斯惊魂夜》让人眷恋的部分是它的结尾，和剧情无关，空镜头里拂晓的威尼斯太美，朝阳洒落公爵府的画面流露着壮丽的美感，它独立于小说和电影之外。威尼斯这座城市有着凌驾于时光的吸引力和蛊惑力，发生在威尼斯的爱与死，没有年代感和时间感——导演肯尼斯·布拉纳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但他挥霍无度地浪费了威尼斯这个自成一体的特殊角色。其实，他也浪费了“侦探女王”阿加莎的创意和一群尽职尽责的演员们，由小说《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》改编而来的《威尼斯惊魂夜》，成了一场虚张声势的万圣节闹剧，极尽浮夸，极尽过火。

　　“陌生化”的波洛破案

　　《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》被认为是阿加莎小说里“不够出色”的一部，未必是阿加莎在写作中失了水准，确切说，这个故事打破了读者的期待和惯性思维，它类似于让侦探波洛走串了片场，穿越到马普尔小姐的故事里。小说情节发生在伦敦周边的新兴小村镇，小镇是个带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、常态又倾向半封闭的熟人社会，通常在阿加莎的笔下，这类“小镇疑云”的环境是马普尔小姐发挥本事的地方。

　　《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》对熟知波洛故事的读者而言是种“陌生化”的体验，对波洛本人也构成一段“陌生化”的破案经历。波洛出场前，谋杀案就发生了，一个被认为撒谎成性的少女离奇地死在万圣节前夜的派对里。波洛受了好朋友、悬疑小说作家奥利维耶的邀请，从伦敦赶到镇上，这个低调、和蔼的小老头，不动声色地潜入“每个人认识每个人”的小世界，他从看似毫不相关的细节里摸索到真相惊人的“全景”。

　　这个故事里有诸多熟悉的阿加莎元素，比如，连环套的悲剧始于对金钱/遗产的谋算，接二连三地出现被欺骗又被谋害的姑娘。但《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》并不是阿加莎重复自己套路的一部“行活”畅销小说，她在熟悉的桥段里写出了对战后英国社会变迁的观察：城镇化发展造成的人口流动，流行文化造成的老辈人和年轻人的代沟，老一代对越来越迫近的外部世界感到不信任，但凡带着不确定因素的人和事都让人们感到恐惧，莫名的“精神不稳定”成为弥漫在社会中的症候。阿加莎没有刻意地在叙事中强化社会议题感，她的笔触是克制的、又是轻盈的，给人错觉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写了些小镇轶事。

　　低姿态的小说vs大尺度的电影

　　原作中，没有任何惊骇的内容发生在明面上，哪怕是波洛确认凶手的身份并察觉他将要对新的受害者下手时，那仍然是花园闲谈的平和场景，凶手不响，波洛更不响。阿加莎的写作特色是维持低微的姿态，人物的行动和感受都是微妙的，不易察觉的。这个故事里波洛唯一表露出他的“感受”，是他坚持穿正装皮鞋走了太多的乡间小路，以至于双脚剧痛，而脚痛这事又是不可见且不足为外人道。

　　布拉纳显然不满足于阿加莎原作的“清淡”，他要突出传奇感，渲染跌宕的戏剧性，于是用华丽的威尼斯替代了伦敦近郊的无名小镇。确切说，布拉纳改编的阿加莎系列——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和这部《威尼斯惊魂夜》，这些电影何止“不响”，简直“太响”。

　　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时，布拉纳尚且没有大张旗鼓地确立“个人风格”，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辨识度就很明显了，尼罗河两岸的景观是放大的，痴男怨女之间的情欲也是放大的，布拉纳在电影里制造的尺度，无论是情感还是感官，都是放大的，他用直白的冲击力消灭了作家的含蓄。《威尼斯惊魂夜》明确地把暗流涌动的“言谈交锋”，变成一惊一乍的恐怖片，被暗算后喝下致幻毒药的波洛，带着观众在威尼斯的老宅里经历了一趟“午夜鬼屋”。一场夜雨让威尼斯的运河掀起巨浪，暴风雨中的贡多拉把雕栏玉砌的老宅撞得摇摇欲坠，这场景令人十分出戏。

　　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的整容式改编彻底改变了角色的背景和性情，以至于观众不得不在电影和小说之间玩“角色连连看”的游戏。《威尼斯惊魂夜》步子跨得更大，布拉纳挪用了小说的部分情节和部分角色的名字，做了重新排列组合的工程，写一个和原作毫无关系的故事。这大致相当于把《红楼梦》改写成“霸道总裁贾宝玉爱上落难少女林黛玉”。

　　被叛变的阿加莎

　　接连三部“阿加莎新编”电影，布拉纳作为导演，拍出了具有清晰辨识度的个人风格，代价是把阿加莎的小说当提款机，或者，原作沦为被涂脂抹粉、胡乱打扮的洋娃娃。一目了然的作品气质差异，所涉及的不仅是审美趣味的南辕北辙，更深层的是作者的立场之差。

　　阿加莎的小说里，弥漫着女性本位的哀矜。《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》里有一抹痛苦的底色，关于一个女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绝望地爱着自己的生父，父亲在明知女孩身份之后仍诱拐她、利用她，甚至决定杀女儿灭口，他不动声色地给女儿画像，给画中少女署名伊菲格涅亚——那是希腊传说中惨死在父亲手里的女儿，阿伽门农杀她祭神，为了换取自己在战场上的胜利。布拉纳对阿加莎最彻底的叛变在于，他把不择手段的父亲改成有着恐怖控制欲的母亲，步步为营，把成年的女儿变成“长不大的小姑娘”拴住，最终悲剧性地意外杀死了女儿。

　　阿加莎写死于非命的妻子们，写被蒙蔽的女儿们，她反复地写着机关算尽的男人以看不见的方式置女性于绝路，波洛或马普尔都是尽他们所能地帮助女性绝处逢生。布拉纳的“故事新编”彻底地颠覆了这点，波洛是受困于衰老和心魔的男人，围绕在他周围的是各式各样受难的男人、委屈的男人，而女人是狡猾的女作家，或招摇撞骗的女骗子，或可怕的老母亲，她们要么死了，要么不配被救赎。这一点，大概真是要把阿加莎气得掀棺材板。